幸运的我们

影片在職場細枝末節上實現了對大廠勞動者部分困境的申張，並在文化政治上具有明確功能性質，即在勞資關係極其微妙的關鍵時刻，由文化資本和宣傳相聯合，為迎合“底層中產”的偏好和需求製作一套“心靈按摩術”，為尖銳問題提供一種想象性的紓解方式，或言安慰的方案。當資本代言人被界定為罪惡和無效的因素，影片最終轉向對“真·大廠”的回歸，以對早已沒落，但因應現實被指認為穩定、純潔、溫情脈脈的國有單位制遺產的重新激活，為當前尖銳的勞資矛盾開出解方，而不訴諸於勞動法規及執行機制的健全，以及社會對普通勞動者個人權益的支持、扶助和福利保障。此結尾代表了面臨市場化之問題轉而追懷前市場時代的一種社會思潮，也是在當前的創作環境中保守和安全的表達。最後必須說，本片作為國產喜劇進步代表之名聲，不應以對不同意見的控制和施壓來確立。